法院认为，这属于通信公司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运作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不是政府信息。

因此，在复议机关不作共同被告的情况下，还需要对相关的配套制度进行完善，从而达到行政复议机关不作共同被告但复议功能并未弱化的效果。被告的确定与程序标的（诉讼对象）有关，这也是讨论程序标的之意义所在，确定行政诉讼之适格的被告。

[11]这也可以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一种行政成本。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在认定原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必然会认定复议决定违法，在此情况下，行政复议维持决定的违法性乃是源于原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复议维持决定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认可，根本要素乃是法院是否认可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的审查结果。复杂的社会需要行政机关具有司法职权，使这种授权不可避免。行政复议机关与复议被申请人作共同被告，容易强化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是一家的印象，从而有损行政复议的公信力。

因此，虽然行政复议维持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均作为了行政诉讼的程序标的，但就行政诉讼标的而言，两者具有同一性，在诉的个数上，只应当认定为一个诉讼。一是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时间成本。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必然要向国家、社会公开自己的年龄信息，以获取批准、接受监督。

另一方面，独立权说又难以区分隐私利益与个人信息利益，无法否认隐私涵盖个人信息基本内容的事实，或者认为人肉搜索也是隐私侵权的表现。孙宪忠教授亦认为，信息是可以为他人，甚至必须为他人掌握的（如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但隐私是绝对私密的，不能透露给任何人的。后来，这一权利为多国的数据保护法明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亦有类似规定。一方面，由于信息搜集具有强制性，人们通常丧失了对信息的控制力与同意权。

所以，未来立法不必规定被遗忘权。在互联网背景下，侵权后果可在短期内为众多受众者知悉，即便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也难以恢复原状和弥补损失。

上诉人有权了解其所在村宅基地申请审批情况的相关信息，此时，年龄这一信息不构成应受法律保护的个人隐私。由于社会交往总存在个人信息的知悉需求，个人信息成为个人与他人、社会的连接方式。例如，王泽鉴教授指出，隐私在拥挤的生活环境中为个人提供一个有限度与受保护的沟通，即个人可以自由与其认为值得信赖之人分享秘密，相信其所透露的事务将不会被公开。该进路突破了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有其积极意义，但公共场所隐私权的命题仍系领域理论的思维延伸，未能顾及隐私概念内嵌的关系维度或者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

关于本条的规范意义，一种意见认为，本条是对自然人享有个人信息权的规定，或者说，本条虽未直接规定个人信息权，但对自然人而言，本条既是其具有民事权利的宣示性规定，也是确权性规定。不惟如此，间接识别信息的利用也存在限度，商家进行精准广告营销应赋予用户选择权，否则构成对隐私空间的侵扰。上述观点虽有助于弥补传统隐私理论的不足，但仍存在局限性：其未认识到信息时代隐私信息的社会属性，仍系以信息控制理论为基础所作的个别修正，无法触及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的核心。而随着数据经济的发展，信息从业者的重心地位日益凸显，知情同意规则与大数据时代的张力日益凸显。

在隐私信息为陌生主体知悉时，信息主体往往缺乏意识，亦无从控制。关于匿名化的法律标准，一种观点认为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数据本身无法指向特定个人。

依其主张，隐私侵权存在四种类型：（1）单独的身体侵权。跳脱传统架构中二元化的‘全有全无式评判，在具体场景中综合考量多元因素，是场景理念区别于传统机制的最大特征。

二是仅了解其属于特定个人，但并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悉其身份，与其他信息结合才能识别，即间接识别。例如，电话号码虽已为不特定多数人所知悉，但倒卖电话号码违背了信息主体的隐私期待。例如，在俞霞金、徐存镖等6人诉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撤销行政决定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个人隐私具有相对性，是否构成隐私应视具体情境而定。固然，个人信息具有可识别性，其既是个人标识自己的工具，也是他人识别个人的工具。另外，在涉及宪法权利的Katz v. United States案中，被告在没有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窃听了原告在公共电话亭中的谈话。独立权说看似抓住了信息社会的脉搏，但其奉行的信息控制理论、知情同意规则和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恰恰根植于前信息时代的概念体系。

关于个人隐私利益与数据经济之间的张力，朱烨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公司隐私权纠纷上诉案颇具典型意义。进而，应如何确定具备合法性的隐私信息的财产归属？基于信息控制论的影响，一种主流的意见认为，用户享有隐私信息上的财产利益。

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中，任何行为都可以在缺乏使用者意识和允许的情况下被追溯。需要强调的是，场景理念不排斥用户控制的技术措施，恰恰相反，增强用户控制是场景理念的有益补充。

摘要：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独立权说和传统隐私权说以信息控制理论、知情同意规则为基础，奉行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数据来源越来越丰富以及算法越来越强大的大数据时代，无法识别出个人的数据也存在重新具有可识别性的可能。

隐私常因多重和未知使用而导致源头众多的不受限制的潜在披露，而在新闻媒体上披露个人信息则难以成为重要的隐私问题，因为这既广为人知又毋庸置疑。申言之，主叫方的隐私权与被叫方的知情权同等重要，为使双方均享受到现代科技的便捷，便需要进行信息（电话号码）共享。独立权说和传统隐私权说更是建立在信息控制论的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私人的生活和秘密领域实际上非常模糊，而且也往往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此即个人领域包含社会交往之命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变革了隐私的规范模式。因此，在认定个体的隐私权是否受到侵害时，应当在综合考虑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裁断。

法院适用了哈伦法官创设的合理期待标准，并认为个人对银行保存的关于个人账目的记录不存在客观的合理期待。有鉴于此，本文从个人信息（隐私信息）的社会属性出发，探讨隐私信息的判断模式，寻找隐私信息上人格与财产的利益分割点，反思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以引起争鸣、推动立法。

戈尔迪（Goldie）因而感慨：精准定义隐私毫无可能。例如，教师的电话号码不仅在朋友圈内传播，也常为不够熟悉或未曾谋面的学生、多方打听的服务需求者获知。

据学者考察，在德国法上，秘密与公开的相对性产生了如何平衡个人领域与社会交往的问题。二是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包括人格标识、行为轨迹在内的一切个人信息均可能存在主体的隐私期待。（三）隐私的动态判断与场景理念 20世纪互联网尚未普及是信息控制理论的社会基础。前文述及，独立权说无法准确界分隐私利益与个人信息，这是法院通过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的理由之一。

但本文认为，被遗忘权作为个人信息权/信息自决权的延伸，仍以个人对隐私信息的控制为基础，而这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并不可能。正因为如此，现在的美国学者多主张对隐私概念采取宽泛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隐私信息的商业利用具备了合法性基础。但在大数据时代，隐私信息的社会属性冲击了信息控制理论，为此，必须创设新的隐私保护模式，由要求在搜集、利用数据时取得个人同意的模式，转变为初次搜集、利用原则上无须同意，仅在必要共享之外搜集、利用敏感信息才需同意+二次和多次利用一般信息又重新获得敏感性时亦承担侵权责任的模式。

不惟如此，赋予个人对其隐私信息的被遗忘权，还会导致对言论自由的戕害，不利于数据经济的发展即便不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正当防卫说也不会导致案件处理上的不协调。